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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信用監管中行業自律的嵌入

日期:2015-09-14 18:04|來源:技術論壇網

企業信用監管中行業自律的嵌入

    一、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與企業信用監管的變革

    行業準入與市場信用管理,是企業登記制度的雙重功能。國務院推進公司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將對這兩方面的功能定位帶來根本性影響。改革方案要求,取消一般公司的最低注冊資本要求,注冊資本由實繳登記制改為認繳登記制,將企業年檢制度改為年度報告制度,放寬市場主體住所的登記條件,通過運用信息公示和共享、完善信用約束機制等手段大力推進企業誠信制度建設。在此之前,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改革方案以及涉及“注冊資本零首付”的內容;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也在廣東開展試點,廣州、深圳、佛山、珠海等地推出了以“注冊資本零首付”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其實,“注冊資本零首付”早就作為招商引資優惠政策而被各地制度化地推廣,從而成為公司設立管理中的一項慣例。取消注冊資本法定最低標準、推行認繳制,彰顯“降低創業成本、激發社會投資活力”的政策意圖。在此背景中,在先前登記中實施的先許可證后執照的“先證后照”政策安排將退出舞臺,行業準入的政策色彩將從一般性企業的登記制度中消失;企業登記制度最終將作為純粹的信用管理公共工具而存在。國務院改革方案中降低注冊資本門檻的內容,被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公司法修正案》吸收。該修正案取消一般公司的最低注冊資本要求,將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改為認繳登記制,簡化登記事項和登記文件,取消驗資

    改革方案僅提及三大信用監管機制,這顯然是不足的。對此,一些地方推行了短期執照制度,例如肇慶。根據《肇慶市企業登記相關領域審批制度改革實施方案》,內資中小微有限責任公司,由股東提交《免繳首期注冊資本申請、承諾書》可實行注冊資本“零首期”登記;該文件明確規定,“全體股東承諾在享受注冊資本”零首期“登記優惠政策情形下,一致同意登記機關頒發有效期為二年的營業執照。”國家退出監管之后的空白理應由特定主體來填補。如果市場主體本身無能為力,行業自律組織應有作用空間。社會組織是“政府職能轉變后所剝離出來的某些原有‘物品’(包括責任和人事)的承接者。”政府從一些傳統管理領域撤出后,留出的空間由社會組織來填補。[5]雖然國務院的改革方案沒有強調甚至是涉及,但根據國家監管與社會管理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做出該判斷。注冊資本制度改革,不僅要求加強市場監管,而且要求通過更新管理理念、創新管理方式等不斷改善市場監管,要為社會參與監督和行業組織自律創造條件。[6]在此,本文提出行業自律嵌入公司信用監管的命題,探討如何發揮行業自律在企業信用監管中作用的問題。

    二、行業自律在企業信用監管中的作用

    行業的自律是通過商會、行業協會等行業組織來實現的。行業組織在企業信用監管中自律作用的途徑如何呢?市場主體判斷企業信用水平的目的在于,確保對方在自己債權到期后有償付能力并且實際履行償還義務。我們不妨看看市場評價企業信用需要哪些信息。第一,企業人格的基礎信息,諸如何時成立、是否登記、是否獲得該行業特定許可證、是否完成納稅登記、屬于何種納稅人、注冊資本是多少。第二,企業所處的行業。朝陽產業企業發展前景要比夕陽產業企業要好,信用評價也相對較正面。第三,分析企業財務報表。財務會計報表,不僅能夠反映企業資產的賬面價值,也能夠反映出企業資產的構成和經營情況。企業資產的構成涉及資產的變現能力,“公司的償債能力并非取決于賬面資產,而取決于可以即時變現的賬面資產占多大比例。”[7]經營情況涉及企業運用資產的實際效果。通過分析財務報表,市場主體能夠對該企業償債能力做出大致判斷。第四,該企業主要投資人和主要管理者的基本信息。投資人和管理者的信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左右企業信用。第五,企業內部治理情況。管理規范是企業維系信用的主要保障,管理不規范、設置混亂的企業很難說值得信任。第六,企業涉及的訴訟以及處罰情況。通過分析訴訟和處罰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判斷出該企業對外交往行為的合規性。你有信用,意味著我對你的信任;你沒有信用,則意味著我將在未來面對你的道德風險。信用評價結果,建立在對交易對方所有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綜合分析的基礎之上。為避免交易對方的信用風險,市場主體要關注對方靜態的信息,更要關注動態信息;不僅要考察財務信息,還要關注管理信息;不僅要關注外部交易行為體現出的信用,而且要關注維系信用水平的內部管理長效機制。

      信用環境凈化是信用監管又一個重要目標,旨在促使企業加強信用建設、提高自身信用水平。其中,信用行為引導、失信行為懲戒乃至將嚴重失信主體剔除市場是兩個基本手段。無論是政府主導的信用監管還是行業自律組織開展的信用監督,信用評級幾乎是最為重要的內容。開展企業信用評價,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內部獎勵和懲戒,是現階段信用監管的主要手段。獎勵和懲戒,能夠對企業行為進行引導,獎懲的結果也是其他企業對交易對方進行信用評價的重要信息源。相對于政府部門開展的信用評價,因信用信息收集更加全面和精確,行業內各個企業之間存在著博弈和制衡,行業自律組織進行的信用評價對市場主體的參考價值要大得多。

    不過,對于新興市場而言,除信用信息幫助、信用評價和獎懲之外,信用監管還應當包括信用建設、信用文化培育。企業信用是國家、社會組織、行業團體以及個體根據特定市場主體過去履行承諾的正面記錄、良好行為模式、管理模式等全面信息而進行的肯定性評價。這種肯定性評價,是長時間積累的信任和誠信度。如果企業在對外交往中沒有形成良好行為模式、在內部管理中沒有養成良好治理文化,以至于沒有將良好的交易行為、組織行為內化為自覺,那么信用這種長期積累的信任和誠信度是不可能得到的。正如前所述,企業信用與其經營狀況、經營過程以及對外交往行為有很大關系,誠信的市場行為、規范的內部管理應當是維系企業信用的基礎。《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信用信息管理辦法》第6條就表達出對內部規范管理和外部誠信交易的特別關注。該條規定,中小商業企業信用等級評價信息的重點是企業綜合素質、財務信用能力、經理人個人信用及納稅、信貸、履約、經營(生產)商品質量、服務質量及對員工信用為重點。因此,良好的交易行為模式、組織行為模式以及自覺,是信用建設、信用文化培育的三個關鍵環節。從市場實踐看,評價企業信用主要依賴于動態信息,這些動態信息主要涉及財務、外部交易、內部管理等方面。良好的交易行為模式、組織行為模式分別對應外部交易與內部管理兩方面的動態信息。負面信息披露制度和守信激勵制度,雖然能夠為市場主體提供進行信用水平評價的重要信息,也具有行為指引的反射效果,但是很難為市場主體提供如何作為或不作為才算能夠累積增加誠信度和信任的具體指示。因此,立足于行為模式本身,從提供指引性規則的角度為企業提供具體指導,促成企業養成遵守良好行為模式的自覺,是信用監管的一項重要任務。

       三、信用行為習慣的培育

    企業信用應從內部治理結構及外部即國家、中介和社會公眾對交易行為等方面加以綜合評判。當外在的壓力型管制措施沒有轉化成企業遵守規則和維護信用的自律性文化,市場秩序難說理想,該企業的信用狀況也難說讓人滿意。行業自律組織經由習慣對企業信用的監管,可以通過培育企業的信用行為習慣并影響企業自身組織慣例的演進,以及通過增進誠信以促成企業養成誠信交易習慣的具體路徑來實現。

    (一)組織慣例與交易習慣:共識與自覺

       組織習慣主要針對公司等企業的內部管理行為;法學理論中的交易習慣,無論歷史語境還是現實命題,多指向市場主體的外部交易行為。習慣就是“多次慣行的事實以及普通一般人具有法確信的行為規則。”[13]多次慣行的事實意味著行為選擇的自覺性以及作為選擇依據的普遍性,意味著個體的內心信念與外在行為的統一性;普通一般人具有法確信意味著,該行為模式已經具有為社會一般人在內心上的認可,代表著群體一般人的心靈共識。習慣也可以從行為方式狀態的角度加以界定。在這種狀態中,某個行為模式“由于重復或者多次聯系而被固定下來變成了需要的行為方式”,[14]以至于成為一種默會性的社會知識。社會中的習慣是社會規范的一部分,是一種內生的社會制度,“是人們在反復博弈后形成的日常生活必須遵循的‘定式’。”[15]客觀性、重復適用性、固定性、默會性或者為社會主體自然接受性,是習慣的社會學意義圖像。在經濟學的演進博弈論下,習慣是在一個群體中一種基于演進穩定策略而達到的均衡狀態,這種均衡不能為另外的不能驗證的其他策略所“侵擾”;否則任何一方偏離這種均衡都要付出一定代價。[16]演進、演進博弈、演進穩定策略、均衡狀態,是從博弈論上理解習慣的關鍵節點。演進意味著歷時性、過程性;演進博弈意味著動態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主體之間的合作;演進穩定策略意味著不同主體在合作中對客觀穩定狀態的預期和確信;均衡狀態意味著動態博弈、不斷合作最初促成的客觀理性狀態。其中,對客觀穩定狀態的預期和確信以及最終達到的客觀理性狀態,是檢測習慣的關鍵標準。

    無論是組織習慣還是交易習慣,都強調行為模式與行為觀念之間的統一狀態。促使這種統一的根源,一方面在于行為模式本身的理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社會成員形成的共識,另一方面則是行為主體對已經該行為模式的內心確信以及在確信信念支配下的行為自覺。因此,共識的培育、自覺的誘導是行業自律介入企業信用監管的兩個關鍵環節。

    (二)對共識的培育

    組織慣例在不斷演進著。在這個演進過程中,組織創新學習、外在信息以及組織對外在信息的反應是決定組織慣例變異的關鍵變量。國家以及社會提出的企業治理標準,是企業演化自身組織慣例過程

       企業治理機制表現為一些權利規則和程序規則,在本質上是一種利益調配機制。對于企業之中的利益目標、利益調配模型以及實現路徑,市場個體與社會整體都有自己的判斷。企業個體的判斷基于自身的文化基因以及對外部壓力的反應,社會整體的判斷則基于企業制度的技術理性和政策目標。前者,表現為企業個體在從事具體行為時的主觀性的心理觀念、確信或者看法以及外在行為模式;后者,最終表現為一些客觀的社會行為規則。消除價值多元的狀態是不可能的,但達到最低限度的共識是可以期待的。基于促成特定社會企業內部治理習慣的路徑,行業自律組織可以開展合作并且進行動態博弈,促使企業不同利益團體之間達到最低限度的共識。

    對于交易習慣也如此。“薩維尼和普赫塔都致力于將所有法律--不僅僅是習慣法--的發展重心置于法律意識之中,這種‘一個民族確信的自然一致’,是一種大眾的普遍觀念,并且將其在習慣中的出現作為法律起源非本質的東西。”[19]依照薩維尼和普赫塔的看法,一旦內生特定民族或不同階層的內心觀念轉化為民族法律意識的組成要素,那些行為模式即直接轉化為倫理習慣。經濟學對制度的理解,也特別強調信念的共識。“制度是對許多可能的(納什)均衡路徑中某一種路徑所具有的不變而且顯著特征的概要表征,它已經內化為所有參與人有關博弈重復方式的共享信念。”[20]

    共識是社會秩序的基礎、習慣形成的前提,也是從規則到習慣演化成功的主要標志。行業自律組織對企業信用行為習慣的培育,也應當關注企業治理和交易誠信共識。一方面,開展信用行為模式知識的傳導和教育;另一方面,促成關于企業良好治理以及誠信行為的共識。前者,在社會急劇轉型時期因社會轉型導致信用規則體系極度混亂而顯得特別主要,其目的在于解決市場主體知識缺乏問題;后者,在于解決價值多元狀態個體與整體之間認識的差異問題。在我國,已經存在很多行業協會行動的成功案例,如上海石材行業協會。根據《上海石材行業協會推進信用管理制度建設應用項目試點》,信用管理制度涉及行業信用管理制度和企業信用管理制度兩個層面。前者,表現為石材企業共同遵守的《上海石材行業誠信守則》;后者是幫助企業在營運過程中執行《上海石材工程供料、家庭裝修用料示范合同文本》等8項自律文件。為此,協會專門組織了信用制度相關問題培訓。需要注意的是,提出誠信守則與進行培訓,并不一定能夠解決價值多元狀態個體與整體之間認識的差異問題。在市場條件下,共識的形成必須借助于市場主體的參與。習慣內涵的合作本身就意味著,通過促成習慣的養成能夠達成某種共識。在形成共識的基礎上,利用行業習慣去影響立法和司法;通過行業習慣的柔性執行機制和內化機制去影響公司個體,促成個體對市場一般信用理念和行為模式的認同,以最終實現企業個體的行為模式與社會整體行為模式的契合。

    (三)對自覺的誘導

    共識的產生并不意味著社會秩序的自動生成。長久的信用秩序需要社會個體養成信用行為的自覺,以解決社會個體在行為時心與行之間可能錯位。習慣即意味著自覺,培育信用行為習慣的過程即是誘導企業養成自覺遵守良好行為模式的過程。

    四、結束語

    公司注冊資本制度改革,與其說市場準入的改革,不如說企業信用監管體制的改革。取消公司設立的資本門檻后,企業信用監管將面臨諸多挑戰。企業信用監管,不僅要幫助企業評判對方信用、懲戒市場失信行為,更要關注信用建設、提升企業信用水平等問題。無論是一般信用信息的提供還是對企業進行信用行為的正面引導,行業自律組織都比國家機關來說有明顯優勢。行業自律組織提出的企業治理組織規范以及市場交易誠信行為準則,是影響企業行為的重要社會規范,構成形塑企業內部管理行為以及外部交易行為的重要外部環境因素。“公司行為更多的是由社會規范(socialnorms)而不是由法律規則來塑造的。”[25]對于企業信用評價和信用提升,法律強制難以發揮作用。“法律最軟弱的時候也許就是社會規范最重要的時候。”在法律無法有效發生作用的場合,公司管理人事實上是“在社會力量和名譽制裁決定的規范限度內進行操作的”。[26]國家應當積極引導行業介入信用管理,行業自律組織也應當積極嵌入企業信用監管。《德國工商會法》第1條就明確規定,工商會的任務包括維護誠實商人的規矩和習慣。商會具有的規章制定權、商事標準制定權、一定的懲戒權等三種自律性權力,[27]也是商會等行業自律組織開展企業信用自律監管的基本手段。利用習慣機制,改善企業治理、提高企業市場誠信水平,是行業自律組織嵌入企業信用監管的理想方式。其中,行業自律組織應當借助于商事習慣的積極要素和作用機制,通過細致、周到、全程的引導,促成良好治理與誠信交易共識的達至,使企業將外在壓力變成內在動力、將外在約束變成內心自覺,從而培育良好的組織習慣和交易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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